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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加

我的故鄉不只在作為漢薩城市上有著漫長的歷史，同時也極具音樂傳統。華格納與馬勒都曾在這兒的「德意志劇院（Deutsche Theater）」，亦即里加歌劇院任職多年。

童年的里加在列寧街上有尊列寧銅像，背後還立著一尊自由紀念碑。列寧面向東方；自由雕像，一位手握象徵波羅的海國家的三顆星星的女士，則望向西面。這尊列寧紀念像今日已不復存在。

祖父母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於哈薩克經歷被壓迫又非常匱乏的生活後，於里加找到了庇護所。祖父在里加音樂院獲得職位。回德國之路對他們而言卻阻礙重重。終其一生他們也未再見到德國。

因為我是資優兒童，所以必須上特別的學校。俄國的學校制度給予音樂教育許多空間。資質普通的兒童可以上地方性音樂學校，至於資質優異者則進入除了教授一般科目外，還負責從六歲開始至音樂院的音樂教育的特殊學校。在里加對天份較高的兒童而言最有名的音樂學校是愛彌兒－達爾欽－學校（Emil-Darzin-Schule），依據父母親的看法，這是唯一一所適合我的學校。

入學考試時我拉奏了一首父親以填鴨方式教我的韋瓦第協奏曲。我還記得，自己雙手流汗。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緊張。或許我擔心卡住，不知道如何再繼續下去。當時我對這種狀況還沒有概念：「怯場」直到今日仍伴隨著我。儘管緊張焦慮，我仍留下一個好印象，而且被錄取了。連爸爸都相當滿意，家人也大舉慶祝我通過考試。

我第一個老師，雅可布․塔爾龔斯基（Jacob Targonski）教授其實不為小朋友授課。他在學校裡只破例地收了幾個學生，其它時候則在音樂院任職。他是位嚴格的老師，儘管如此，我喜歡他。他那偶爾的微笑以及了解如何只透過一個擁抱就能鼓勵我的作風，使他的嚴肅與我父親情緒性的堅持相比顯得溫和而可接受。

學校生活的第一個月就已帶給我一場在某種形式上有著重大影響的經歷。這次的經驗深深地埋藏在我記憶裡。
祖母因為替我綁鞋帶，被女校長當著所有於入口大廳等待領小孩回家的家長面前公開羞辱。校長對我說，我年紀夠大，可以自己做到，應該覺得丟臉。她說地沒錯，我的確可以自己綁鞋帶。我覺得當場被逮到自己像個被寵溺的小孩，漲紅了臉且真地覺得非常羞愧。所有的人全都看著我們。女校長成功地藉由短短的幾句話，在公開場合侮辱了我和我的祖母。

一歲半大時我已常說：「迪迪的！」大意是我想要自己做某些事。但現在對我而言變成了一種「必須」，而且導致後來我常常過度要求他人。直到今日我偶爾仍擔心被權威人士羞辱，相信所有事都得自己來而且──如同母親──必須為所有人承擔責任。

無論如何，在女校長事件過後，很快地我就獨自上學，不想再有大人的陪伴。
幾年前我拜訪里加時發現學校距離家裡只有三個街車站，走路大約十五分鐘。幼年時它看起來卻像是條無盡遙遠的道路：三站後還加上四個人行道。

里加位於遙遠的北方。冬日清晨仍舊昏暗不明，溫度常降至零下十五到二十度，甚至到達我們被允許留在家裡不出門的臨界點。
這股清晨感非常奇特：睡房裡驟亮的光線，母親打斷每場夢境的聲音：「起床，該上學了！」接著是日復一日重覆的：「好，還有五分鐘，不能再多了！」盡情享受這個時限。半夢半醒間疲倦的甜蜜時光。

接著是上學途中。摸黑於電車站的等候，逐漸接近的街車車燈的溫暖，車廂內擁擠的人群。
當時在里加才剛有一部嶄新、較現代的街車正值營運試用期。如果我沒記錯，它來自捷克斯洛伐克，行駛起來聲音很低，幾無噪音而且漆上了紅－－黃色（！）。我經常說服祖母與自己一起在街車站等候，直到「新型的」駛來，以便環乘一圈。有次我們等了將近一個鐘頭。

在我上學的路上並未設置「新型的」。帶我至學校的老電車隆隆作響，轉彎時發出尖稅刺耳的咯吱聲，接縫處劈劈啪啪，還經常為不明原因而停在路中。誤點遲到是家常便飯。